《看见》笔记
作者：Seiya
时间：2014年07月18日
本书主题：
柴静通过本书记述了自己十几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思，同时对新闻的理解，也不断发生变化。书中讲述的那些人、那些事，看似离我们很远，其实也发生在我们身边，没有人是旁观者。
本书摘录
“人”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，被无知和偏见遮蔽，被概念化，被模式化，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。无意识是如此之深，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，对自己也熟视无睹。 要想“看见”，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。 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，因为蒙昧就是我自身，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坝。
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，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，这才是活着。
不要因为走得太远，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。
要小心身上的毛病，不要到了三十多岁改不过来。
“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，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。”
“九·一一”后不久，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，一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，一边继续说笑话。人们还能笑的时候，是不容易被打败的。
美国“60分钟”节目的记者布莱德利在监狱里采访一个连环杀人犯，问，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？ 杀人犯是个黑人，回答说：“因为我在布鲁克林区长大。”意思是那个地方是黑人聚集区，治安不好，社会不公，所以把我变成了这样。 布莱德利是个老黑人，当时六十多岁，胡子花白。他站起来揪着这个杀人犯的领子，摇着他说：“我也在布鲁克林区长大。” 钱老师说：“他这么做对么？不，先别回答，你要像苏联作家说的那样，‘在清水里呛呛，血水里泡泡，咸水里滚滚’，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。”
善良的人做“对抗性”采访，不会跃跃欲试地好斗，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，是绝不撤步的对峙。
“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大多数人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免于受辱了。”--野夫
“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，把无知当纯洁，把愚昧当德行，把偏见当原则。”--张北川
我问：“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么？” “对。” “是什么？” “爱情、自由，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、空间。”
六十年间他颠沛流离，临终前住着四十五平方米的房子，骑着自行车来去，他遇上了中国纪实摄影“也许是最好的时代”，他也知道选择这条路就是“选择了贫困”。看到他临终前的照片，我心里不能平静。他像他拍摄的人一样，承受命运施加于自己的一切，不粉饰， 也不需要虚浮的怜悯。 生和死，苦难和苍老，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，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。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，像水溶于水中。
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，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，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。
“天空一无所有，为何给我安慰。”--海子
当一个人的本能要求他逃避或是还手的时候，他能留在原地、忍受着攻击的前提是，有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，并且深信对方会回到游戏规则当中来
一九四六年，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：“你们要争独立，不要争自由。” 我初看不明白。 他解释：“你们说要争自由，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，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，给你自由而不独立，仍是奴隶。独立要不盲从，不受欺骗，不依赖门户，不依赖别人，这就是独立的精神。”
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，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。认为一个人、一个概念、一次诉讼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，如果不是无知，就是智力上的懒惰。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，还是有一个共有的规则存在，就是法律。
“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？” “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却不傲慢，对政治表示服从，却不卑躬屈膝。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，看到弱者知道同情，看到邪恶知道愤怒，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。”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：“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” 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：“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。”
新闻是争出来的，如果不必找就有人主动等着你采，不用费力就可以问出答案，不满意他还可以说第二遍，这种新闻，能有多少价值呢？
“子路问孔子，您从政的话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孔子说，必也正名乎。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，就是对权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认定。这些空无一人的桌椅，其实就是宪法赋予代表的知情、参与、表达、监督的权利。
有人看着，不敢太轻慢。曾国藩说得对，世间事一半是“有所激有所逼”而成的。
我问一个哈佛的老教授，社会上这么多问题，改起来有很多惰性，怎么改？他说，让问题浮出水面，让它“不得不”改变。
“痛苦是财富，这话是扯淡。痛苦就是痛苦，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。”--陈虻
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，另一个是坏人，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，只有做了好事的人，和做了坏事的人。
“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，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。”--永刚
说‘我’，不要说‘我们’，你的情感不代表别人的判断。
这位说：“我最反感拿悲壮的感情开玩笑了。” 那位慢悠悠地说：“是么，什么东西是神圣到不能开玩笑的呢？”
‘做不到’，只是一个技术问题。‘不必做’，却是一个以暴制暴的思维模式。
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，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。
为什么那么多这样的人居然会接受电视采访，“60分钟”的记者华莱士说过一句话：“因为所有你认为的坏蛋在心里都不认为自己错了。”
想起在“百家讲坛”采访易中天，他反客为主，问我，“新闻调查”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，你说说，什么是真相？ 我想了想，说：“真相是无底洞的那个底。” 有观众看了这个节目，在我博客里留言：“那你说说，什么是探寻？” 底下有另一位观众替我写了个答案：“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，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。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、不断怀疑、不断幻灭、不断摧毁、不断重建，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。或者说，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，从而取得平衡，这是我所理解的‘探寻’。
追求真相的人，不要被任何东西胁迫，包括民意。
“不要太爱惜你的羽毛。” 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做调査记者最容易戴上“正义”、“良知”、“为民请命”的帽子，这里面有虚荣心，也有真诚，但确是记者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。现在如果要把帽子摘下，有风雨时也许无可蔽头。 我把这些写在博客里，但有读者问：“记者价值中立并不等于价值冷漠，难道这个职业没有道德吗？”
最初面对大量反对声音时，晃动其实已经开始，人往往出自防卫才把立场躁得像水泥一样硬实，如果不是质问，只是疑问，犹豫一下，空气进去，水进去，他两个脚就不会粘固其中。思想的本质是不安，一个人一旦左右摇摆，新的思想萌芽就出现了，自会剥离掉泥土露出来。 采访不用来评判，只用来了解：不用来改造世界，只用来认世界。记者的道德，是让人“明白”。
您认为媒体有偏见，是的，可能媒体会有偏见，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这样，但纠正偏见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意见市场流通起来，让意见与意见较量，用理性去唤起理性。”
《金刚经》里，有一句“念起即觉，觉即不随”，人是不能清空自己的情绪判断的，但要有个戒备，念头起来要能觉察，觉察之后你就不会跟随它。
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，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，我猜想柴静老师做节目、写博客时，常是热泪盈眶的。得诚实地说，悲情、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。自我感动取之便捷，又容易上瘾，对它的自觉抵制，便尤为可贵。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，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，在我们这，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，正是因为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：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。” 他写道：“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，而自我感动、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，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。”
法律不是一个道德或是伦理问题。它的作用是制定规则，规则的意义不在于告诉社会成员如何生活，而是告诉他们，在规则遭到破坏时，他们可以预期到会得到什么。”
别在生活里找你想要的，要去感受生活里发生的东西。
现在早过了我提供观点让别人读的年代，我们只提供信息，让人们自己作是非对错的判断。
随声附和是谓盲从；一知半解是谓盲信；感情冲动，不事详求，是谓盲动；评诋激烈，昧于事实，是谓盲争
宽容不是道德，而是认识。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，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，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。
大胆地假设，小心地求证。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、盲目主义，可以不受人欺骗，不受人牵着鼻子走
只刻意求新，为赋新词强说愁，所以矫情虚妄。生活并不需要时时有新的主题，即使是华丽的《霸王别姬》，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。” 他说：“真实自有万钧之力。”
梵髙对他弟弟说过：“没有什么是不朽的，包括艺术本身。唯一不朽的，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。”
命运通过失败指出应该走的路。
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，而是承受了什么
崇拜基于的往往是幻想。崇拜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失望。
所谓专制，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