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江城》摘录
作者：Seiya
时间：2014年07月18日
本书主题：
作者彼得·海斯勒从自己的视角出发，通过在四川边的一座江城——涪林两年的生活所见所闻，描绘了一个他眼中的中国。许多在我们中国人来说习以为常的事，但在接受美国文化的作者看来却又有不同的解释。我们可以通过作者的角度和眼光去看一看我们熟悉的中国。就像一个聚焦的镜头，去看一看中国人的两幅面孔。
本书摘录
在三峡大坝建设期间，到2002年时，移民城已大有进展，地貌明显的划分了过去与未来，在江岸附近，旧的滨江城镇和村庄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痕迹，尽管中国的其他地方都在一股脑的进行兴建。在江水必将淹没的地方建造任何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，当局任由它荒废。注定毁灭的旧城和新城形成强烈的对比。
对于作者来说，对那个时代的学校来说，买网球就好似一个抽象的概念，但涪陵却是一个能将抽象变成现实的地方，看一眼三峡大坝就知道了。
在中国，学校通常会实施严格的纪律。统一的熄灯时间，所有的事情都遵循一个严格的时间表——早操，铃声，上课，学生在做强制的校园清洁任务。也许“秩序规则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吧”。每个人都必须有强烈爱国精神，所以有比较学习一些军事知识。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，国家决定在大学里进行军训，学校也有了这些每日例行的活动，让他们理解到如今的生活来之不易。
在涪陵，学生们是这么称呼何伟和亚当的——“从国家外面来的人”，对他们来说，他们想见的外面的世界微缩到两个年轻的外国人身上。一个下午，当何伟和亚当在广场上玩飞盘时，学生的日志这样写道——“为什么美国人那么轻松随意”（我是个中国人。我们都知道，中国乃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国家。是以我们中许多人或多或少有些保守的思想。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。 我们的外语老师，皮特和亚当，从这个学期开始教我们。这是一个了解美国生活方式的好机会。在我看来，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要轻松随意得多。为什么我这么想？我给你几个事实来解释。 比如说，当哈斯勒先生上课时，他会给自己挠痒痒，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。他穿得很随意，通常是皮带耷拉下来晃着。但告诉你一个事实，在中国这会被认为没礼貌，特别在老年人眼中。在我看来，我觉得很自然。 上周，当托马森小姐（另一个访问涪陵的志愿者）给我们上美国选举讲座时，她脱下了羊毛衫，把它绑在腰间。对我们中国人看来，这真是难以想象。一个教师怎么能在上课时那么做！但谢天谢地，我们英文专业的多少对美国有些了解，这并没有让我们太惊奇。但如果其他人看到了，他们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）
关于审美也是有差异的，亚当在上课时曾经用“你长着很好看的雀斑”来赞美一位女学生，不过这带来了尴尬。在中国，这种赞美就好似说“你长了很好看的胎记”。
在中国，大多数人都不免要跟随环境表现出一些假大空的政治言行。
“开放”这个词在中国缺乏清晰的政治含义，那些领导人没有意图想要如戈尔巴乔夫那样开放政治体系。无论如何，改革开放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变化，从区域之间的流动性，到受到外国文化影响下的新风格，新态度。大多数人视为积极的发展，毕竟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但还是有恐惧隐藏在脑中，第一批到来的美国教师们就足以引起他们的不确定感了。有个学生的日志中这样写道：“今天的中国对外国开放了。犯罪增加了。维持社会秩序很重要”。他们的父母在中国历史上最恐怖的一个年代度过青春期，这些都影响了学生，塑造了他们，然而他们又是不同的。他们受过教育，虽然不富裕，但并不赤贫。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变化，政治的、经济的。就如何伟所说，和他相比，这些学生被政治洗过脑了，而跟过去的时代相比，他们明显自由的多。学生们很难就任何有关中国的事情发表批评，这并不叫人意外，因为他们没玩没了的受到共产党的思想灌输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总是盲目乐观的。
中国小城——高亢，忙碌，拥挤，脏乱；交通是一团糟，行人们互相推撞；商店总是冗员，摆满商品，街上到处挂着宣传标语；没有信号灯；司机们一刻不停揿着喇叭；电视机的屏幕在狂闪，人们讨价还价；沿着主街有一排模样可怕的树，灰色叶子上布满了煤灰，整个城市都覆盖着煤灰。
在中国，所有事情都是公众的事儿。一次理发总是伴随着一个观众。每一个买卖的价钱都会被路过的人评论。生了任何病，都可以去找一个露天位的中医，他在某一台阶的高处有个固定的位置。他的立足处有一把凳子，一个装满了瓶子的盒子，还有一张写满了大字的布单： 替您排忧解难 、特别治疗：鸡眼，黑痣，耳屎 、手术——无痛，无痒，不流血，不影响工作！
那些朝代都过去了，几乎没留下一点痕迹。这些建筑可以是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，其发展吞没了其历史。这些房子的功用只是为了装人，那二十万人，每天在爬阶梯，在拥堵的交通中奋斗，工作吃喝，买卖。
若罗宾逊到了今日的中国，那会怎样。一些学生跟随着党的路线，写道： 罗宾汉离开他的国家，来到了中国。这和平的国度，以及友善勤劳的人民给了他深刻的印象。他知道这东方的明珠在许多方面和他的祖国大为不同。英国人没有自由，没有人权。他们被他们的主人和剥削者们压迫，过着狗一般的日子。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。他憎恨剥削阶级，因为他们是靠残酷剥削穷人而过着奢侈的生活。但他没有能力去颠覆社会的规则。 这儿，在中国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，为国家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。有些人允许通过诚实合法的途径而致富，这不会加大贫富差距，而是发展为共同富裕。罗宾汉深刻了解到，在这里，不需要像他在英格兰那样抢劫富人，而中国依然需要平等和勇敢。文化和道德建设必须跟发展紧密联系。 然而大多数人，还是让罗宾汉忙着从腐败的干部和贪婪的商人那儿抢劫钱财。经常的，他们把罗宾汉安排在发展迅速的沿海地区，比如深圳广州或厦门，在那儿，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，物质主义称王。在他们的故事里，罗宾汉从富人那儿抢钱，然后分给农民，而几乎无一例外的，他最后的结局是监狱。有时他被处决了。有一个学生，让他在监狱里蹲了十五年后，成功受到了再教育（在释放后他成了个侦探）。但罗宾汉几乎总是被抓住了；这里，没有那种森林里的理想主义色彩。在中国，树木要少得多，而警察总能抓到人。
涪陵师范学院有着双重的目的。它培训教师，但和中国任何学校一样，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教育系统的延伸。每个涪陵学生都随时带着一个红色的ID，在卡的正面写有八条“学生守则。”头三条是这样的： 1. 热爱中国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，服务社会主义，服务人民。 2. 勤奋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思想，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，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。 3. 勤奋学习，努力工作，掌握基本理论，工作知识，职业技能。 学习功课排在第三位，这不是出于偶然的安排。首要考虑的乃是政治：这些学生被培训成为老师，作为老师他们要教育中国的下一代，所有这些的培训都要在中国共产主义的框架内完成。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——如果有什么和共产党的基本理论相冲突，那就不去教它。 所有系的一年级的新生都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，在第二年他们会上法律课程。三年级的学生学习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，而对乌江对岸的城市置若罔闻。在那儿，私营经济蓬勃发展，国有企业破产，正是一个典型的印证，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如何正在瓦解，在全国范围内。这是最奇怪的部分，学生们都学习，并且相信这些共产主义课程，而与其冲突的自由市场却在学校周围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。而学生们真的相信他们所学的——大多数人以他们被教育的方式，爱国又忠诚着。他们很严肃对待他们的政治集会，非常渴望加入共产党。
第二条守则，强调了他们要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”，解释了政治理论在中国是如何运作的。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为何，我的理解只是模模糊糊——好像是跟阶级斗争有点关系——但坚持才是关键。不去探究，不去思考，不去分析——只是坚持。为了去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，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，毫不理会各种复杂与冲突之处，在这过程中，他们小心使用正确的字眼。有几次，我让学生们向我解释一些词汇——历史唯物主义，人民民主专政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——但他们总是无法用清晰简洁的语言来回答。就像奥威尔所云，在这里，文字和其意义分了家。要紧的只是保证学生们用正确的术语，以及正确的政治框架，来看他们周围的世界。 在这种教育体系中，我们经常感到很困难，不知如何把我们恰当安插进去。亚当教美国文化课，校方所选用的教科书名为“英美观察”。这书出版于1994年，而它对美国的描绘经常是难以识别的——举例说，关于美国宗教的那一章，不提慈善，社区，或学校，而花了很大篇幅来讲琼斯城的集体自杀事件。另一章节也有其生动处，叫作“社会问题”。其中有部分写道： 美国社会的科学发展非常迅猛，而社会的精神则逐渐空洞，社会变得越来越腐败……很多社会科学家声称，在1960年代前，婚前性行为也不是不普遍。但今日的不同处在于，很多年轻人将其视作结婚前的标准行为。有些美国人说这不过是很随意的事儿；有些人找借口说，婚前性关系是浪漫爱情的自然结果。这听起来真是荒唐。这种“新道德”无非是“不道德”。这就是所谓的“美国文明”。 同性恋是一个相当奇怪的社会现象，大多数人难以理解它。它正在广泛传播。其原因之一大概是婚姻或恋爱失败。有些人结婚后深感失望。是以他们决定不再去爱异性，反之，去爱同性作为报复。另一个原因，大概是有些人出于新鲜，好奇，如我们所知，美国人很具冒险精神。所以他们尝试同性恋，作为新的刺激。通过这些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精神上的空虚，社会秩序的扭曲。 这章还列出了一系列的其他问题——种族主义，性别歧视，药物问题，宗教狂热——然后，给出了美国缺陷的根本原因： 然而，最重要的原因来自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。在这个资本家的社会里，虽然科学和技术非常发达，有些人们都深受精神空虚之苦。是以他们只求新鲜刺激。所以，只有当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完结了，这些社会问题才能解决。
在学生们的头脑中，这书要么是对，要么就是错。这里没有中间地带，而他们所受的教育则阻止他们去质疑官方的文本。
学校的规章秩序，这个国家和它的政治。这些力量始终存在，在课堂外的某个地方盘旋，有时何伟总能感觉到它们给他们的压力，当扳机拉动，党介入了。偶尔有些学生会写到说莎士比亚代表无产阶级，在他批评英国资本主义的时候（因为这个原因，很多中国人对威尼斯商人很熟悉），有人说哈姆雷特是个好角色，因为他对农民很关心。其他学生告诉我说，在仲夏夜之梦中，农民乃是最有力的角色，因为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无产阶级，那是革命开始的地方。可是哈姆雷特是一个伟大的角色，并非出于他对农民深抱关怀，而是因为他深切关怀自己，而且他在这一点上还十分的雄辩；同时何伟指出莎士比亚乃是个小资产阶级，通过他在戏剧公司的股票而发了家。伟大文学作品的部分力量，来自于它的世界性，它的普世价值：一个四川农民的女儿能读到贝奥武夫，将之与她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，一班的中国学生能够倾听莎士比亚的诗歌，而看到一个无瑕的汉朝美人。但与这种力量相随的是脆弱，因为总有人想要借伟大作家的力量为自己所利用。很自然的，你会希望莎士比亚站在你那边——如果他不是那么合适的话，你就曲解他的文字来服务于自己的意图。或者，如果他拒绝跟随，那就将其从真经的行列里驱逐出去。 这些事儿在中国经常发生，而何伟惊讶发现到，在某些方面，我的学生们比普林斯顿或牛津的学生更懂得回避政治。
文学依然可以是令人愉悦的，人们读它是为了享受，而且它本身就很重要，不需理会其政治上的对错；但通常，很难说情况到底是如何。然而在涪陵，毫无疑问学生们从其阅读中获得享受，而何伟意识到，直至他人生的终曲，他都要像他们那样对待文学。
意识让我们都成了懦夫， 当我们想有所行动时 我们的思想阻止了我们 遗忘了动作的名字。
共产党的历史观对过往的农民造反总是理想化的，好比太平天国，即便在涪陵这么偏远的地方，公园里还有石达开的雕塑。而对该运动的一些其他方面，则相反的，予以淡化——中国的历史书中很少提到太平天国那种奇怪的基督教，在涪陵，许多学生不知道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兄弟。但学生们知道他是农民革命者，知道毛泽东成功了而洪秀全失败了。这种回音被看作是合法性的依据，而不是一个征兆，显示中国的历史，就和其土地一样，总是沿着循环的模式进行。
在中国，成功乃是预期之中的，是想当然的，而失败则遭到批评，迅速纠正。你要么对要么不对；这里没有中间地带。
在中国，一次好的宴席好似一出好的短篇故事；那里总有个要点，但不到最后你总是摸不到。现在，何伟明白到他们为什么邀请他们，但何伟并不抵触；至少现在他知道四川的文学杂志如何招募新的材料。
那句过渡的句子，在余下的整个学期中，感染了学生们的卷子。他们已经习惯了机械式的学习，这意味着，他们跟随范本到了剽窃的地步。他们相互抄袭也发展成了嗜癖；从两三个学生那儿收到一模一样的卷子并非罕见。在这种行为中并没有一种真正感觉到做错事的意识——从他们一上学开始，就被教着去效仿模范，去拷贝东西，而且无条件地接受老师所教的，他们就是这么做的。 当何伟告诉他们那篇三峡的文章是一个好的范本，他们仔细聆听，在未来的功课里吸取采纳了其精微的差异处。他布置了议论文，关于学生是否应当被要求去做晨练，而他们中的许多开篇布局就由描述早晨例行功课的好处说起。在那结束后，他们便开始转变风向：“但我们不当因噎废食。”甚至那些表达了相反态度的学生也用了这相同的过渡。之后他布置了一个作业，关于哈姆雷特的性格，而他们列出了他的缺点——优柔寡断，对奥菲利娅的残酷——至此许多的文章都看似不错的卷子，直到，突然间，那句该死的句子不知从哪儿飞来，“但我们不当因噎废食。”何伟开始对这表达感到恶心，而且他重复告诉他们说这是个糟糕的过渡，但它总是不断重现。
很奇怪，外国的媒体例行发表着对三峡工程的尖锐报道，在北京和上海有着愤怒的批评。但在涪陵这儿，大坝将直接影响到市民，却看不到不满的迹象。在何伟居住当地的两年时间里，他从未听到有一个居民对三峡工程抱怨过，而在几乎其他任何敏感问题上，他都能听到牢骚。 在涪陵这里没有很强的社区感，如孔老师的话中态度所阐明的。近代的历史教会人们从公众事务中疏离出来，而缺乏对公众事务的了解，使得这种分离更严重。涪陵居民没有渠道去得到本地重大事务的信息，加上政府对公开抗议的限制，使得人们无法参与其中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既不期望，也不要求获得这种信息。 以何伟的理解，这种疏离感如此彻底，甚至都不能仅仅归于解放后的社会模式。这过去的五十年教会了人们不要卷入公众事务，然而在某种程度上，共产主义在中国乃是建立于传统的中国集体主义之上的，多个世纪以来，它为中国的社会塑了形。这一特征很难定义，尤其就其影响而言。学生们常写到中国人是多么的集体意识，这启发了他们通过社会主义来互相帮助，而个体主义的美国人则走上了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道路。
这种刻板的说法倒适合于中国人的小圈子，那些亲近的家庭和朋友所形成的社会网络。何伟在涪陵所认识的那些家庭比起一般的美国家庭要亲近些，因为个体成员较少自我中心意识。他们对于彼此相当的慷慨，这种不自私经常还延伸到好朋友那里，他们也被拉入了紧密的社交生活圈中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集体主义思想是尤其好的，他们在这里的待遇远胜过美国。在涪陵他从未见过老人被抛弃在养老院中；他们几乎全部和孩子生活在一起，照顾孙子辈，力所能及地帮助家里的农田，生意，打理家政。毫无疑问，他们的生活更有规律，更有目的，相比他在美国所见。 但这种集体主义仅限于小圈子，限于家庭和亲近的朋友，以及单位。这种紧密的社交圈也同时演绎为了边界：它们对内包容，对外封闭，而一般的涪陵市民对于他所熟知的圈外的人几乎没有一点认同感。日常生活里，何伟见到无数这样的例子。最常见的就是买票时排队的乱象，那不是队，而是堆，互相挤撞的暴民，每个人都奋力向前而不顾及别人。这是个关于集体主义思维的好例子，但不是学生们所说的那一路。集体地，暴民们都只有一个念头——票必须买到——但没有什么把他们凝聚起来，所以每个人尽其所能，实现他的个人目标，越快越好。
关于这个品牌的集体主义，另一个叫人震动的例子，表现在人们在涪陵公交车上对扒手的反应上。一次亚当坐公交车从江东回来，一个神情鬼祟的乘客下了车，而后，坐在亚当身边的人捅捅他的胳膊。 “你要小心点，”他说。“那儿有个扒手。” “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”亚当问道，但除了耸肩便无回应了。何伟看到类似的事情很多次，人们向他做手势要留意钱包，但他们从不直面小偷。当他向同学们问到此时，他们说每个人都知道公家车上有小偷，但谁也不会做什么。根据学生们说，人们害怕去反抗，但看起来原因不止于此。只要扒手没有影响到你个人，或者你家庭里的什么人，这就不关你的事儿。
同样的本能，形成了围绕在事故受害者旁的乌合之众，消极观看，但不做任何事予以帮助。在涪陵，经常会有群众围聚，但何伟很少看到他们在某种道德意识的驱动下，形成一个团体。他在个体主义的美国看到的团体倒多得多，人们形成一个社区，服务于个体，其结果就是，人们看到一个受害者，想到：我能想象作为受害者的感受，而且我应该帮助。当然，在美国也有引颈观望的，然而和涪陵就没法比了。在这儿，好像一般市民对陷入麻烦的人的反应是：那个不是我的兄弟，不是我的朋友，不是我认识的人，看他受罪挺有意思的。当这里出现了严重的车祸时，人们会冲过来，边跑边热切大叫道，“死了吗？死了吗？” 发展到后来，在涪陵，群众与乌合之众的界限就非常模糊脆弱了。有什么事儿发生了——一个事故，或者，更可能的，一次公众场合的吵架——就会一群人出现了，聚集起动量来，逐渐膨胀，只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——有什么事儿发生了。偶尔，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，聚集起的人数量级之大，就足以使得什么事儿发生了：吵架会升级，被观众驱动着，或者群众里的某些人会参与进去，戏愈演愈烈。
邓小平在同一期间遭受了相似的苦。他两次遭到清理，他的儿子神秘地从高楼的窗户里摔出，瘫痪了，在一次红卫兵的审讯中。然而邓小平挺了过来，带领国家走出文革。
当代中国的领导人中，没有一个像邓小平那样的。他的形象毫不傲慢；他的个头矮小，在年轻时，也从未像周恩来和毛泽东那样俊朗。他在重庆东南部的乡下长大，在那里，他养成了一个农民的品位和习惯。他的吐痰是著名的，至少在海外——几乎所有的外国描述都提到他在重大会议期间，大声吐痰。但他有中国人说的“吃苦”能力，而且他有一种务实，坚定的智慧，那就是他将中国从灾难性的国营经济中扭转过来的原因。他也很直接，毫不客气，那也是1989年的民主示威被暴力镇压的原因之一。四川人身上的许多优点，缺点，都可以从邓小平的性格里看到。
但我的学生们的记性也不是一味的不好。虽然他们会拿文革开玩笑，却对鸦片战争极度的敏感。我知道这种敏感部分缘于我这个外国人，但在某个程度上，也和哪一段历史在他们眼前出现的多少有关。1800年代中期的事件，仿佛显得更近，更难解决，相较于他们父辈的挣扎年代。中国的历史书淡化了文化大革命，而关于毛泽东的话题则被邓小平的话干净利落地处理了，他是对了百分之七十，错了百分之三十。这些数字似乎每个人都知道，他们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去简化历史。有时候，我会在交流中装无意提到毛对了百分之六十七，想看看有什么反应。毫无意外的，听者总是立刻纠正了我。这使得文革变得极其遥远，一个关于统计数字的问题：毛泽东一生的平均值。 相反的，关于鸦片战争，没什么是单纯的，它似乎在我的学生意识里要沉重得多。一年到头他们都在反复学习那段耻辱的历史，而香港的回归，被描绘成了一次救赎，对他们的个人生命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。相反，1989年的学生抗议则是所有事件当中最为遥远的，对我的学生来说，暴力根本没有发生过。他们被迫接受冗长的军训，作为天安门事件的直接结果，而其中有些人却那么爱国，以至于香港的回归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。
王学松，一个八岁的男孩，在何伟问他谁是中国的敌人时。 “英国，”他很快回答。 “为什么？” “因为鸦片战争。他们从中国手里偷走了香港。” 他问他在英国之外中国可还有别的敌人，他再次立刻回答了。 “日本。因为南京大屠杀。” “还有别的么？” “葡萄牙。” 我问他为什么，这次他想了一会儿。 “因为他们拿走了广州。” 何伟没纠正他的错误，他猜他指的是澳门。他问了他又一个问题。 “谁是中国的朋友？” 他皱皱眉头，把头转向另一边。“我不知道。”他最后说。
电视上似乎总有那种玩意儿——几乎每天的每个时辰，你都能找到个频道在播放着快乐的少数民族，经常是西藏人。这种娱乐节目总能以它极度的伪善把何伟给惊着，直到下一年，他从中国回国，在密苏里一家公立的小学里教书，那儿的孩子们在欢庆感恩节，所用的一些传统故事中说着清教徒与印第安人的美好友谊。何伟意识到，这种神话能代表中国与美国的一些联系——两个国家都那么傲慢自大，从而把他们那最大的失败给扭曲成了自豪的源泉。现在，他想到了，他在美国的电视上看到过几次印第安人跳舞。（中国修筑的城墙就是为了把这些少数名族挡在外面）
公众场所的这种争吵，一般都有两幕。那年轻人被他的朋友拖出了庭院，然后，他又奋力挣扎出来，再次冲回了庙里，在那儿又跟和尚对骂了五分钟。很明显，这年轻人并无意图要伤害和尚，而现在要改变命运也迟了，他只是要挽回面子。而他的朋友笑着，把他推出了门口。在他们走后，我们一直等到他的叫声消失在了远方，显然不会再有第三幕上演了。
每天，温度都是摄氏三十五度。政府好像有一项政策，如果温度到达了三十七度，则所有人都要放假，是以他们总是宣布说官方的温度是三十五度。我经常骑着朋友的自行车到兴庆宫公园，在那儿要杯茶，向工人们询问气温。 “三十五度，”他们会说，用报纸扇着扇子。 “昨天的温度呢？” “三十五度。” “你觉得明天会是多少？” 他们会转转眼珠子，告诉我去喝我的茶；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什么笑话。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政府来控制气温的国家，虽然两年后，北京的气象台终于开始宣布真实的气温了。当地的报纸欢呼这一发展，作为是迈向对市民说真话的重要一步，也许它的确是的：今天是气温，明天是天安门事件。但政府也让大家明白了，放假的政策不过是神话而已，所以新的温度没有带来任何假期。它只是意味着你知道了到底有多热。
事实上，老百姓不关心这个。老百姓关心的是吃穿。看看那里。” 他指向窗外——一个破落的村庄，铁轨边的垃圾，一头瘦骨嶙峋的驴子，被一个蓝衣的农民牵着。老百姓。 “你想那样的人会担心民主么？”他说。“他们需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准，然后他们才会开始考虑别的。那就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了——无法做简单的比较。
而新疆，以及西藏，看起来也差不多。我在新疆碰到的汉族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维族人不欣赏中国人的努力；他们指出，这地方在解放前多么落后，强调指出政府所做的工作。毫无问题这是真的——政府修建了公路，铁路，学校。但中国人忘了走出那逻辑的第一步；他们从来没有认真去了解，去尊重维族人的文化，而来这里定居的人很少去学习当地的语言。其结果，就是巨大的金钱与劳动沉入了沙漠当中，而至于谈到改善关系，那些努力多数乃是浪费了。
在中国，你得容忍人们糟糕的行为，如果他是在为你服务的话，同理，你也得忍受种种的其他的各种麻烦。
而中国的许多人都在挨饿。那是大锅饭的时候。他们有一只大锅，一个人往里面放点萝卜，一个人放点米，另一个人放些蔬菜。但那些不够给每个人吃的。这和大跃进的情形是一样的——那是个巨大的错误。那些都是毛主席的主意。他不像邓小平那样理解经济。毛主席喜欢的是革命，是斗争。人们变得更穷了，而你变得越穷，就越容易被控制。”
外国人总是谈着，去认识中国何等困难，这经常是不错的，但也有很多情况下，人们的观点惊人的一致，很容易预测。有一些按键你可以去揿——希特勒，犹太人，日本人，鸦片战争，西藏，台湾——而90%的回答你都可以精确预测到，包括人们会使用的词汇。这很自然，考虑到中国的状况：几乎所有人都属同一种族，这国家孤立了几百年，而现在的教育体系严格的标准化，受到政治控制。 是以很自然的，这情形导致了一些特别奇怪的概念，比如对希特勒的仰慕，或者，对泰国变装者的着迷。这是我在夏天里发现的另一样事儿：你随机问一个中国人关于泰国，几乎所有人都会说一样的事，泰国人因为其人妖而出名。
这是同样的一个矛盾谜题，我在夏天时发现的——中国人可以让外国人感觉很难相处，但同时他们也可以非常耐心，大方，而对你所来的地方无比好奇。
中国女性所受的教育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好得多——但在某个意义上，也让她们更多意识到自己的苦境。像中国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，女性独立的问题，也到了一个过渡阶段，而它看起来特别的痛苦。
群体思考可能成为有毒的环圈——你的自我身份从群体而来，即便它变得神经错乱了，还是被你尊重着，这样，你的自我可能立刻分崩离析。这一传统，有别于将自我意识建立在一系列的固定的价值观念上，而不理会别人说什么。在某些时期，它也部分导致了这个国家的灾难。文革展示出了中国社会可能变得如何疯狂，但在一个较轻的程度上，任何一个过渡阶段都必定会出现问题。在近来的几十年里，对社会角色以及人的预期所造成的破坏，无过于改革开放了。 群体精神造成的问题，对女人来说特别严重，她们生活在既严格限制又缺乏确定性的状况中。跟男人相比，她们在中国社会中的传统角色要窄小得多，但新的经济导致了含混暧昧的预期与需求。总体说来，这些改变无疑是积极的，但它们来得太快，对于夹在中间的人来说，自由可能会叫人吃不消。
我想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——去帮助穷人，让事情平等——我想这些目标是好的。党肯定是有问题的，有些人加入，是出于自私的目的。他们想要更多权力，在他们成为党员后，只关心自己。那是不好的——所有我们才会有腐败，因为有些人只关心自己。如果共产党越来越糟了，当然普通人不会相信它。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了。但我相信多数人依然支持党，而我肯定同意它的主张。那里总会有些问题，然而基本的目标是好的。”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本目标总是稳定人民，传统上，这是通过国营的工作单位来维持的。
在文革期间，那时有黑九类——你知道那些吗？有地主，富农，反革命，坏分子，右派，叛徒，间谍，走资本主义路线，还有臭老九，那是指知识分子。
这种不信任，我们的猜疑症，是有依据的。我们有朋友来告诉我们事情乃是如何运作，而我们受到控制的程度有点惊人。当电影铁达尼号在春天上映时，有一个同事邀请我们去他家，在VCD上看片，但再次的，这邀请在最后时刻取消了。后来，他直率地解释道，干部们害怕外国人发现这片子被盗版了——一个可笑的掩饰，在涪陵任何地方，你都不可能不见到铁达尼号的盗版碟，小贩们把碟片都塞到我鼻子下了。这片子非常受欢迎，在当地戏院，挂了一幅非常大的推销板，上面结合了宣传与广告： 富通珠宝店是铁达尼号的唯一赞助商 国家主席与党书记江泽民推荐。
但在任何情况下，很清楚的，即便共产中国要倒掉，那崩塌也不会由涪陵这儿一帮骑在拖把上的搞笑学生开始。某些人不能单纯去看戏，单纯地笑出来，真是可悲；那出戏的好玩是没有疑问的，但即便如张书记那样聪明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，总是听见脑子里的那个声音：我应该笑吗？它真的好玩吗？它会不会有危险，冒犯到谁？在某些意义上，这乃是我最厌恶共产主义之处。我几乎可以忍受它的谎言，它所犯下的错误，然而我不能原谅它彻底丧失了幽默感。如果你把笑声拿走的话，中国乃是一个太沉重的地方。